尽管鲍彤实际上被软禁在北京家中，但他仍尽力就中国重大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

鲍：这个问题可以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回答。邓小平后来接受陈云跟李先念的意见，把江泽民从上海调来当总书记。他见到江泽民之后讲了一句话：过去我们党有个核心，叫毛泽东，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核心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我退下来以后，江泽民是核心，你什么时候说话说了算，我也就放心了。这说明，邓小平心目中的体制根本不是十三大决定提到的建立民主政治的起步，而是个人核心体制，是全党服从一个人的体制。
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是改变党的领导人终身制的功臣，但其实邓小平什么时候改变过共产党的终身制？邓小平确实讲过，干部要年轻化，不要终身制，但请问邓小平自己是不是终身制？邓小平自己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职位后仍然要求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
政治改革也确实是邓小平提出的。我认为当时邓小平确实想搞改革，他的终极思想是提高效率，后来讲的话也都是提高效率的话。紫阳提出来的是要长治久安，这中间就有一个要用什么模式实现改革的问题。紫阳套用的是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8月讲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所以邓没法反对。但在1987年7月31日我们形成第一个基础性的政治改革的稿子后，紫阳告诉我，小平看了我们的稿子，讲了一句话：“我看可以，但是不要搞三权分立，影子也不能有”。听完我就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我们绝不照搬三权分立”。小平看到这句话才放但实际上不要三权分立，这话我到现在都不懂。三权怎有不分立的？难道国务院可以搞立法，人大常委可以管司法？这都不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讲三权，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有一个权比三权更大，叫党权； 只要有了党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不讲党权，三权就会要分立了。
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到，要改进党的领导。这是紫阳亲自提出来的，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党在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供给立法机构和全国人民做出选择。中央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最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军委主席。对这四个人的任命要求共产党员全体一致，其他像副总理、部长，统统可以自由选举，共产党员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
紫阳还跟统战部长阎明复讲过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在干部问题上保持全体一致，如果全体一致根本没有选举的余地。民主党派也可以有自己党组的活动。这话马上就传到小平那里去了，小平立刻派人打电话给紫阳，并说，“这个话说说可以，你真做”？
我想邓小平心里想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他曾多次讲过，三权分立扯皮、效率低，我们的制度办事快、决定快、不扯皮。
BBC中文：您曾经提过“六四”是邓小平“政变”的说法，既然是公认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邓小平需要采取“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鲍：这个问题只有邓小平自己有权回答，我只能推测邓小平为什么这样。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赵紫阳4月23日下午乘火车访问朝鲜，晚上邓小平就找杨尚昆、李鹏，这个事情《李鹏日记》里面有。李鹏说，“晚上我去杨尚昆那里，尚昆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但当天下午他还在贯彻赵紫阳的方针。下午他送赵紫阳上火车的时候问赵紫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紫阳说就是他跟常委讨论过的三句话：胡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回到学校学习；对待学生不能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学生这次提出来的各种诉求，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解决。
李鹏回来以后立即找乔石，两人起草了一份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就是这三条。这三条就是贯彻赵紫阳跟其他四个常委都同意的意见。为什么到晚上他又不同意了？就是因为晚上杨尚昆告诉李鹏，我看你还是去找小平，李鹏要杨尚昆也去，杨尚昆同意了。但到底去了没有，李鹏日记里不再写了，而在傅高义的的《邓小平时代》里面写了，说他们两个去了。本来说是要去，去了说了什么，写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李鹏不写？这里面就很蹊跷了，那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去了之后邓小平说，学生是动乱。4月22日追悼会结束以后，23号学生已经陆续回去，甚至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学校了，到26日却还要发表一篇社论，说这是动乱。这就要激怒学生，唯恐天下不乱。
27号我跑到街上看过，那天不只天安门，整个北京大街小巷全是学生。学生队伍打的标语都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对垂帘听政”，这是针对邓小平的。“小平同志指示说，让大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是讽刺，因为小平说是动乱。
我这里要纠正我的一个说法。我之前说这是一个政变，后来我想“政变”这个词虽没什么错，但也不能完全反映这个事情的本质。因为政变在共产党是家常便饭，哪个领导人下去不是通过政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搞掉也是政变，毛泽东把写在党章里面的林彪搞掉也是政变。邓小平把华国锋、胡耀邦搞掉也是政变。那么邓小平在赵紫阳这个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他屠杀公民，造成惨案，而且是一手策划的。我可以讲，在邓小平在找杨尚昆李鹏谈话以前，杨尚昆、李鹏也不知道，李鹏如果知道，下午他还会写那个文件吗？不会写的。
邓小平跟李鹏、杨尚昆谈话以后，我不讲是不是谁利用谁，他们当然都服从最高领导。十三大的决定提到过，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要请小平拿主意。整个“六四”这么大规模的流血和镇压事件，是邓小平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手策划的，第二个人都不知道。但是最后他得到基层这个局面，得到了要维护一党专制的人的坚决支持。在这以前，要维护一党专制的那些人也不知道，这一手打下去会不会把党打得稀巴烂，后来没有打成稀巴烂，那就是得逞了。这么重大、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一手策划的，这个目的一开始是为他自己，但后来歪打正着符合党内自己人的利益，所以得到了支持，得到了拥护，还得到了称赞。
《李鹏日记》里面还有一段话，讲5月21号李鹏给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电话，建议中央赶快开会解决赵紫阳的问题。请问解决赵紫阳什么问题？王瑞林请示邓小平以后解释说，等到部队进城以后，开会才更为稳妥。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央全会要在刺刀下面开会，要不然不稳妥。
我还想说明另一个问题，实际上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陈云到中央开会时讲了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再不承认他是核心，再提邓小平开枪开错了，那这个共产党就瓦解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才委屈求全，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鲍：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
BBC中文：您认为，邓小平要赵紫阳下台，是基于个人考虑，还是站在保党的角度考虑？
鲍：我也提出过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还是毛泽东跟刘少奇商量后决定的？还是毛泽东跟林彪商量后决定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出赫鲁晓夫就是说党内将来有秘密报告。赵紫阳多次跟我们讲，没有小平同志支持改革寸步难行，赵紫阳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小平也确实支持赵紫阳。但如果小平发现，赵紫阳在胡耀邦这个问题上对他有保留，那就是说未来的赫鲁晓夫就是赵紫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跟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样的，不能说错一句话，说错一句话就是路线错误。邓小平如果在耀邦这个问题上说错一句话，那他千秋功业就没了。
邓小平为什么要换赵紫阳？那无非就是怕在耀邦这个问题上，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怕他死后有人要做秘密报告，说他在耀邦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是他不能忍受的。邓小平什么时候承认过错误？反右派他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在“反右”中被打倒的，99.99%都已经平反了，他还在说右派是要反的。